一

“堂吉诃德”通常被理解为小丑和疯子，“堂吉诃德性格”多成为了滑稽、荒唐的代名词。但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对真理的信仰，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丰富的“堂吉诃德精神”融崇高与滑稽、理想与现实、知与行等元素于一体，不同元素交相混杂呈现出丰厚的哲理意蕴。

徐则臣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反英雄”角色，其中不乏堂吉诃德型人物。《我的朋友堂吉诃德》中的老周为了打破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的冷漠关系，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给老人散烟、给小孩发糖，试图与邻居们打成一片。换来的是白眼、责怪、讥讽，被认为是坏人、脑子有问题、过时了的堂吉诃德。而我认为，他是好人！是脑子比谁都正常的人！《伞兵与卖油郎》中的范小兵日思夜想成为一名伞兵，偷钱攒钱买装备，自制降落伞进行跳伞演练。摔破嘴唇磕掉牙齿、小伙伴的因故致残、父亲的责骂抽打，都没能使其放弃当伞兵的梦想，最终在一次跳伞的时候摔断了左腿，继承父业成为卖油郎。但他仍旧没有放弃当伞兵的梦想，给儿子取名大兵，将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范小兵对伞兵理想的坚持、冲动蛮干的行为、滑稽可笑的装扮都与堂吉诃德颇多相似之处。《南方与枪》中的许高桑在猎鸟已成过去式的城市化时代坚持打猎，甚至为了保留住猎枪，不惜开枪自残。也正是这样一位不干正事、一穷二白的男人，对妓女郑青蓝却有情有义，拒绝了几个极有可能的结婚对象。以上貌似荒唐的行径也可以说是他追求自由的方式与代价吧。《屋顶上》中的宝来喜欢上一个不认识的女孩，一直围绕着女孩坐过的酒吧打转，女孩消失后又坚持追寻女孩的下落，最终因为一个疑似的女孩被人打成傻子。小说中的女孩对于宝来来说只是一个虚妄的主体，正如堂吉诃德将风车当作敌人一般。《兄弟》中的戴山川到北京来找另一个自己，并给一个叫鸭蛋的小孩幻化出一个叫鸡蛋的弟弟。也正是这个被旁人认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病患者冒险冲进拆迁现场抢出了所谓鸡蛋的照片。此外，《跑步穿过中关村》中受助于人而加倍施助与人的敦煌、《居延》中千里寻准夫的居延、《摩洛哥王子》中帮助乞讨女孩而被冤枉的卖唱男孩王枫、《一号投递线和忧伤》中给自己写信的陈禾、《轮子是圆的》中利用废弃汽车零件“制造”汽车的咸明亮、《下一个是你》中以在市场上行窃为乐趣的老罗、《作为行为艺术的爱情生活》中为行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胡扯、《啊，北京》中单车行千里的边红旗和小唐......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堂吉诃德”的影子。

如果说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呈现出更鲜明的传奇色彩与喜剧效果，徐则臣笔下的“堂吉诃德们”却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和悲剧意味。戴山川寻找另一个自己、陈禾给自己写信、老罗在市场上行窃寻乐等荒诞行为，背后隐含着“我是谁？”的身份焦虑，是在试图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与自我的和解以及生活的意义。老周用实际行动去建立和谐自然的人际关系，希冀打破“你是谁？”的交际困惑，破除“他人即地狱”的设防心理，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许高桑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坚守前现代生活方式，忧心于运河两岸的树木、草和庄稼的消失，缅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背后隐含着“身在何地？归于何处？”的焦灼与不安。这种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探寻，饱含了徐则臣对孤独症、慵懒病、城市化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问题的揭示，而是进一步在对比、辩驳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邮递员老周经常沉湎于孤独和忧伤之中相比，同样孤独的陈禾选择把信寄给自己，让“那些邮件定期把她和这个世界绑在了一起”，对自我和世界进行双重确证。通过与我就乌托邦、理想主义以及各种假设问题的辩驳，老周百年大计始于当下的想法更有道理，他说干就干的劲头更值得夸赞。徐则臣笔下的“堂吉诃德们”虽然都不怯于行动，但终究没能探寻出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其悖时、荒诞的行为不仅使得问题的解决陷入无解的困境之中，也加速了自身的悲剧命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徐则臣笔下“堂吉诃德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呢？

二

西绪福斯受罚推巨石上山，却终不得成功，日复一日做着重复而又无用的工作。这样一个受难者形象，在加缪笔下，“却成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觉醒了的人类精神的象征。于是，‘西绪福斯神话’便具有了现代意义，它是人类精神在各种现实条件下艰苦奋斗、摆脱厄运实现理想的永恒写照。”（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徐则臣的小说无疑就具有了这种‘西绪福斯神话’的色彩，尤其在将他的中短篇小说进行系统阅读时，这种感受更为明显。

如西绪福斯推石上山没有结果一般，上文所论的“堂吉诃德们”也大都没能打破困局，反倒陷入更大的困局之中。但徐则臣并没有就此完全否定他们行动的意义，而是以“无结局”的叙事艺术赋予小说无限的可能性。《居延》中居延不惜众叛亲离千里寻准夫（胡方域），结尾处两人的相逢全然没有大团圆的欣喜，而是以居延转而柔情告白另一个男人唐妥戛然而止。值得期待的是居延与唐妥又该上演怎样的故事？《西夏》中的我先是费劲心思要将西夏打发走，继而又寄希望于医生治好她的哑病，但最后却是我害怕西夏说话，害怕失去她。小说结尾我在电话里到底说的啥？西夏的哑病到底治好没有？西夏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些疑问都不得而知。《伞兵与卖油郎》中范小兵的伞兵梦想破灭，无奈继承父业成为卖油郎，但故事并未终结。其儿子大兵挺直的腰杆和庄严的步伐，既承载了他尚未实现的伞兵梦，也将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兄弟》中戴山川被埋在废墟中，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终结，且不说从砖头缝里拱出来的一只手为戴山川的生还留下了一线希望，而且受其影响之深的鸭蛋也有延续故事的可能。《跑步穿过中关村》以敦煌受保定掩护出狱开始，以敦煌掩护旷山入狱结束，但这并非结局。不仅敦煌的出狱有所可能，结尾处七宝的怀孕也意味着后继有人或是另有故事。《下一个是你》从小周的朋友到小周、再到老罗，都是以在市场行窃为乐，结尾处老罗被揭发并非故事的结束，揭发者或将是下一个以行窃为乐之人。《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并没有详细交代他与她关系的发展，而是以他又即将上路简要作结。《养蜂场旅馆》结尾省略了对三位当事人命运的交代。此外，《古斯特城堡》《我们的老海》《古代的夜晚》《九年》等小说的结尾，也都留下了令人遐想的空白。这种对省略与空白叙事艺术的推崇，虽然与中短篇小说的叙述容量有一定关系，但更体现了作者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对命运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的思考。当今社会瞬息万变，一切都没有定数，处于漂泊之中的人们更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暂时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不一定没有意义，“无结局”代表还有希望。因而，徐则臣笔下的“堂吉诃德们”基本也都心存信念，奔波在路上，如边红旗在骑车途中感慨的那样，“做人真他妈的荒诞，就这么跑，像西绪福斯，累得都想死在路上了，但是没办法，还得跑，上了路就回不了头了。”“在路上”，可以说是徐则臣中短篇小说人物的生活自况与心理状态。他们或是享受“在路上”的自由，如《这些年一直在路上》中的我、《长途》中的我叔叔、《河盗》中的李木石等；或是被迫奔波“在路上”，如《平安夜》中的平谷以及《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京漂”系列小说中的人物。他们不断地出走，走出花街（故乡）、走向北京、走向世界，寻求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满足。到头来却发现，“轮子是圆的”，“故乡就是世界，绕一圈又回来了”。（徐则臣、傅小平：《故乡就是世界，绕一圈又回来了》，《作家》2018年第9期）他们物质上也许依旧贫穷，甚或是身遇不测，但奔波中所展示出来的不依不饶的抗争精神，不仅对于他们自身具有精神解放和心理疗救的作用，也能给他人以激励或警醒。

徐则臣并非不知道他笔下人物行动的徒劳性和意义的虚妄性，但他坚持反复地讲诉“堂吉诃德们”的故事。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体现了他对边缘人物的尊重与悲悯，饱含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具有了“西绪福斯神话”所蕴含的抗争意蕴。对于徐则臣来说，写作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他实现个人生命价值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写作本身即意义。

这种“无结局”的叙事技巧、“在路上”的叙事主题、“重复”的叙事策略等叙事艺术在徐则臣中短篇小说中的运用，不仅是徐则臣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也带有“西绪福斯神话”所蕴含的哲理内涵。

三

徐则臣笔下的“堂吉诃德们”不惮于行动的精神，及其不懈行动所呈现出来的“西绪福斯神话”色彩，使得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着上了一层哲理的光芒。我以为这层哲理的光芒才是徐则臣小说具有本质性的内核，也是最能体现其小说独特性与超越性之所在。具体来说，可理解为徐则臣对“过程哲学”的追求，“对我来说，一开始我是抱着一个目的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个目的就不重要了。我们常常宽慰别人说一切苦难都是财富，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尽管这句话整天挂在嘴上，可是我们却从未往心里去过。现在对我来说过程的确比结果更重要，在寻找目的的这个过程中，慢慢地目的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去享受过程本身就可以了。”（徐则臣、刘海宁：《“花街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花街”——徐则臣谈故乡与创作》，《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哲理意蕴的生成，与其西方美学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讲课经历不无关系，但更与其焦虑心理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有关。从高中开始，徐则臣就饱受孤独与悲观的折磨，为抵抗孤独与悲观，他一遍遍地写有关“出走”与“在路上”的小说，让人物一个个代他焦虑，替他跑。在一次次的焦虑与“出走”疗治之中，小说中的人物甚或是徐则臣自己也都得到了一次次生命成长和精神升华的机会。“再出走”不再是对之前“出走”行为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对问题的逃避，而是带有抗争意味的悲壮之旅，从而具有了形而上意味。正是徐则臣及其小说人物的焦虑心理，以及由此催生的向着未知远方“出走”的行为，使得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复杂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徐则臣认为，“文学要的就是这个无限可能性”，“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寻求确定，恰恰相反，它是对确定的追问和质疑及对不确定的发掘和展示。”（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这种对不确定和可能性小说艺术的推崇，使得无法用确定的结果对做某一事件的意义进行衡量，过程的重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了。

“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在鲁迅那里，反抗是一种只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行动，这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有揭示。在史铁生那里，“过程哲学”成为了战胜虚无的强有力手段，这在其作品中也得到了密集的呈现。“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好运设计》）另外，在《关于生》一文中，他又以踢足球为例阐释了“以过程为目的”的哲理内涵。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更是对“过程哲学”的形象演绎。史铁生借此告诉我们：虽然人生的目的是虚设的，但人生的意义恰在于通过虚设目的而努力追求，引导出实在的追求过程。与鲁迅和史铁生作品呈现出来的强烈哲理思辨有所不同，徐则臣的小说具有更多的生活质感，其哲理意蕴潜藏于丰富的生活表象之下，形而下的人间烟火世界与形而上的哲理空间密相交织，使其既拥有了生活的厚度又具有了思想的深度。

这种兼具形而下现实关照和形而上哲理追求的创作，使得徐则臣小说具有了普遍化的当代性价值。其对“过程哲学”的阐发，对于反思时下以结果为导向的“内卷”机制和丧失理想的“躺平”“摆烂”状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飞速发展的机械化时代，我们只有努力成为自己、成就自己，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而不至于被机器所代替。当然，生活充满多种可能性，生命价值的实现也充满了偶然性，并非每个人的辛勤奋斗都能结为善果，即便如徐则臣自己也经常自诩为“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但如徐则臣所言，“希望人人有所信、有所执，然后真诚执着地往想去的地方跑”（徐则臣：《前言：悲观、出走和理想主义》，载《夜火车》，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建构属于自己个人意义上的乌托邦！